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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品《韩非子及其他》免费全文_中长篇_董志新_全文TXT下载

时间:2018-08-23 13:53 /历史军事 / 编辑:韩云溪
《毛泽东品《韩非子及其他》》里面的主角是商鞅,曹雪芹,韩非子,本小说的作者是董志新,小说主要的讲的是:找出了中国的赫拉克利特 (二) 兼皑之说非利他主义也 墨子学说的...

毛泽东品《韩非子及其他》

小说篇幅:中长篇

更新时间:2017-07-18T08:10:06

作品状态: 全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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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泽东品《韩非子及其他》》精彩章节

找出了中国的赫拉克利特

(二)

之说非利他主义也

墨子学说的本之点是“兼”说。毛泽东最早研究评价墨子的思想,也是从“兼”说切入。不过,他是从理学的角度接受“兼”说的。

据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》记载,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,杨昌济授讲授修课时,曾将《理学原理》一书作为材。毛泽东在听课和阅读该书的过程中,做了大量批注,结书中有关论述发挥自己的见解。《理学原理》,为德国哲学家、理学家泡尔生(1846—1908)的主要代表作《理学系》的一部分。泡尔生曾任柏林大学授。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,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、机与效果、义务和望。

毛泽东读过并写有大量批注的《理学原理》一书,来被他在一师初期的同学杨韶华借去,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才归还毛泽东。归还时杨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:“此书系若,毛主席之兄在小吴门外清塘住所借阅者,嗣各自东西,不复谋面,珍藏至今,恐或失!兹趁周敦元(即周世钊——引者注)学兄北上之,托其奉还故主,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,亦人生趣事也。1950年9月15杨韶华识。”

据周世钊回忆,当他将此书给毛泽东时,毛泽东曾对他讲过如下一段话:

“这本书的理也不那么正确,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,而是心物二元论。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,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,就觉得很新颖,很有理,越读越觉得有趣味。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,分析所接触的问题,得到了启发和帮助。”

毛泽东读泡尔生《理学原理》一书的批语,收入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时,题为《〈理学原理〉批语》。

泡尔生在《理学原理》第一章《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》中说:

“吾人意识之中,小己之慈际,与社会之慈际,利己之情,与利他之情,常杂然而并存。故人者,非能离群而索居者也,必列于全社会之一,而可以生存,此生物学界昭著之事实也,生物学界客观之事例,发现于心理学之主观界。而为意志及情之构造。不观物乎,其自存之冲,固已与保存种族之冲并存矣。”

读这一段,毛泽东对“利己”与“利他”的关系很有慨,他提笔写了一段批:

此事实诚然,然不可言并当言先物固以自存之冲为先,以保存种族之冲物在其时无所谓保存种族之冲也。嗟乎!吾于此有蹄说焉,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之多是也。真者,善也;伪者,恶也,实行利己主义者,念虽小犹真也,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,则大伪也。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,利生类之大己,利宇宙之大己,系由小真而大真,人类智黎烃步可得达到也。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,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,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。

予思吾儒家之说,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,如“天地之造端乎夫”之言,“先修平天下”,“先勤勤物民”可以见之。

之说非利他主义也,言兼则有我在内,以我者兼天下之人云耳。

以我立说,乃有起点,有本位;人我并称,无起点,失却本位。(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,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,第142—144页)

面一节中已经说过,“兼之说”是墨子基本的政治主张。《墨子·兼上》说:

“若使天下兼相人若,犹有不孝者乎?”

墨子的“兼”说,是“己”与“人”的统一,也可以说成“利己”与“利人”的统一。“人若己”有两层意思:(一)以“己”为本位,从“己”出发去观察审视“人”,所以青年毛泽东说“言兼则有我在内”;(二)推己及人,“人”像“己”一样,所以毛泽东说“以我者兼天下之人”。墨子举孝的例子说,如果人子都能“人若”那样孝敬辈,那么天下还会有“不孝”的人吗?

此时,青年毛泽东听修课,正在研究理学中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即“自我实现”问题。他用重新解释的墨家的“兼”说和儒家的“修齐治平”说支持自己的观点倡导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,目的是“自我实现”。“自我实现”说是英国哲学家格林(1837—1882)提出来的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在英国留学时,受格林影响。归国以,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讲修课,就将“自我实现”列为专题。他的《达化斋记》指出:“充实自我有发达的可能,谓之实现自我。以实现自我为吾人行为之最高目的,谓之自我实现主义。”将《〈理学原理〉批语》同《达化斋记》对勘研究,就可以清楚地看出:毛泽东通过杨昌济接过了格林的“自我实现”说;同时,他又别开生面地将“个解放”的时代精神与“尽心”“完”的传统思想融入其中,作了许多独特的发挥。

青年毛泽东倡导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以反对封建德的“三纲五常”。这里说的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与时下流行的社会学中的“个人主义”等同自私自利观念不一样。毛泽东为了表明他所提倡的并不是那种庸俗个人主义,特在《〈理学原理〉批语》中点明:“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,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。”(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,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,第151页)它同弘扬个及人的个人价值密切相关。因此,它构成“自我实现”的重要内容,引导着人们去寻的理想与人格,到精神世界中去味人生的意义与价值。而中国传统德的最大缺陷在于对个抑与束缚,“三纲五常”的德观念及行为原则,扼杀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及个。在青年毛泽东看来,中国几千年来的理文化所造成的结果是个的匮乏,人人都已习惯于做隶而全然没有做自己主人的信念与要。他大声地呼喊个解放,主张彻底冲破封建旧德的网罗,把属于个人的一切还给个人。要做自己命运和行为的主人,必须倡导和推行个人主义。个人主义首先要人们在精神上确立起自我本位的观念,并以利己的机待人接物、实现自我。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是主与对象、机与效果、出发点与途径的关系。利他作为一种德效果,产生于主的同情心,而“同情者,由我而起也”,最终还是为我利己的机、愿望成为人己两利的核心。利己是不可克的人的内在天,是人们德行为的最初出发点和机,只有以利己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和机,才能使理行为真切笃实而不失其本。相反,如果以人己并举立说,“则次序不明,易之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”。“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”是德生活中的“大伪”,其害无穷,其祸惨烈。因此,把利己作为德行为的出发点和机,贯彻利己主义的主张与精神,“念虽小犹真也”。“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,利生类之大己,利宇宙之大己,系由小真而大真,人类智黎烃步可得达到也”。

青年毛泽东认为,从中国传统的理哲学来看,无论是强调仁者人的儒家,还是主张无差等的墨家,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理学说,但实质上则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、为起点的。因为这样的理学说同样有一个先次序,有一个推己及人的逻辑转换过程。

“予思吾儒家之说,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,如‘天地之造端乎夫’之言,‘先修平天下’,‘先勤勤仁民物’,可以见之”。

“(墨家)兼之说,非利他主义也,言兼则有我在内,以我者而普天下之人云耳”。

青年毛泽东通过把传统人融入己之中,把利他熔铸于利己之中,把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转换成对自己的义务,把群有普遍德从外部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,全部收敛人格的内部结构中去,从而使自己的利己主义成为涵盖利他主义、利群主义的真正的利己主义或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。这样,青年毛泽东的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就以一种奇妙的逻辑把理与情、利己与利他、小我与大我、实现自我与化民质统一结起来,有了全新的义与质。(参见魏英主编:《毛泽东理思想新论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,第28—31页。)

毛泽东倡导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,以寻“自我实现”的思想,也受到梁启超的影响。毛泽东在阐述“自我实现”说时,参阅了《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》一文。因此,他在《批语》中特意注明了“参见梁启超利己心三种”等语。按梁氏在文中强调“人类只有己心目”。他将“己心”划分为“纯乎的己心”与“相的己心”两种。“相的己心”即是“他心”,又可做出“自然的他心”与“人为的他心”“情的他心”“智略的他心”等种种划分。“盖因人人自乐则不得不生出情的他心。因人人自利则不得不生出智略的他心。而有此两种他心,遂足以缠结公利私利,两者而不至相离。且应烃,则人之情愈扩其范围。昔之以同室之苦乐为苦乐者,浸假而以同国同类之苦乐为苦乐,其最高者,乃至以一切有情众生之苦乐为苦乐。”总归一句话,他把他、群、为国家、为人类的一切高尚行为都看成是某种“相的己心”。

从这种沟通“利己”“利他”的论点出发,毛泽东又在《〈理学原理〉批语》中写

一切之德所以成全个人,表同情于他人,为他人谋幸福,非以为人,乃以为己。吾有此种人之心,即需完成之,如不完成,即是于足生活有缺,即是未达正鹄。释迦、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。(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,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,第203页)

墨翟和释迦“个人之正鹄”,即墨家和佛“自我实现”之目的。

毛泽东这段批语是说,一切德行为都是为了“实现自我”。为他人谋幸福,表同情于他人,表面看来,是“人之心”的表现。但透过现象看本质,归结底,还是为了“实现自我”;墨子讲“兼”,佛家讲“普度众生”,也都是为了“实现自我”。

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以足精神方面的需要为主旨,所以它可以把“利己”与“利他”统一起来。“利己”是核心,“利他”是条件。唯其能够“利他”,“利己”才摆脱了俗的对物的追,而上升为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。在这里,“利己”并不是追个人的物足,而重在“利情与意”,即重在足精神方面的需要。毛泽东还在《讲堂录》中写:“乐利者,人所共也。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(即世俗之乐利),而喜精神之乐利,故曰‘饭蔬食,饮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’。”(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,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,第591页)这可以作为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的最好诠释。

从总上说,青年毛泽东把互助、同情、“人之心”“利他之心”都理解为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,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“实现自我”。这样一来,青年毛泽东的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,就把“实现自我”和“化民质”,把“个解放”和救国救民的要统一起来了。这恰恰反映了“五四”期许多先驱思想家在理思想方面的一个共同点。

青年毛泽东在构建自己的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理观时,得到了墨子“兼”思想的启迪和支持。

☆、毛泽东品韩非子64

附录卷

找出了中国的赫拉克利特

(三)

找出了中国的赫拉克利特

毛泽东对《墨子》一书的度解读,还是他到延安建构自己哲学思想系的时候。桔梯时间在1939年上半年。

1938年10月,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:

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,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,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。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,有它的特点,有它的许多珍贵品。对于这些,我们还是小学生。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,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,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,我们应当给予总结,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。这对于指导当的伟大的运,是有重要的帮助的。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,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,第534页)

其实,毛泽东早在1937年写作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时,就十分关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。

大约1938年的一个偶然契机,毛泽东了解到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周秦诸子课,而毛泽东本来就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,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,开始流。

经毛泽东提议,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。每一次讲座,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。毛泽东一去,许多人也跟着去。这些课,陈伯达过去在北平讲过,如今加了些新的内容、新的见解。很的,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。

1938年秋,延安成立“新哲学会”,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的头面人物,执笔写了《新哲学会缘起》,发表于1938年9月《解放》周刊。

1939年1月,陈伯达写出《墨子哲学思想》一文,恭恭敬敬给毛泽东去,请指正。

这时的毛泽东在相对安定的延安窑洞里,不断著述,正处于一生的著作高峰期,他非常勤勉,思维活跃,正在探索着一系列的理论问题。陈伯达的《墨子哲学思想》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。他很致地读完,笔给陈伯达复了一信。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,一二百字而已。这次破例,给陈伯达写了很的复信,全文如下:

伯达同志:

《墨子哲学思想》看了,这是你的一大功劳,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(引者注: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)来了。有几点个别的意见,写在另纸,用供参考,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想,没有研究的据的。

敬礼! 毛泽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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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品《韩非子及其他》

毛泽东品《韩非子及其他》

作者:董志新
类型:历史军事
完结:
时间:2018-08-23 13: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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